——关于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话题（下）

●  王璐丹

发现抵抗病毒的“武器”

在和病毒的对抗中，人类曾打过胜仗。

18世纪，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在奶牛场发现，奶牛也会得天花，即牛痘，但从未死亡，而且牛场的挤奶工也从来没人得过天花。1796年，琴纳将一个奶场女工手上牛痘脓包中取出来的物质，注射给一个八岁男孩。孩子患了牛痘，但很快痊愈。琴纳又给他种天花痘，不出所料，孩子没有出现天花病症。

长久的束手无策后，人类终于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向病毒发起了反击。1796年，世界上第一个疫苗诞生。人体的免疫细胞会存储识别和击败病毒的信息，受到同样病毒的二次攻击时，会产生抗体。人类学会了通过注入微量病毒或战斗力不强的同类病毒，让人体预先产生抗力，预防病毒感染。

从那时起，疫苗被认为是终结这场战役的最佳“武器”。

1977年，索马里记录了世界上最后一例天花。1980年5月8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这个和人类缠斗了几千年的烈性病毒，被击败了。

伴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免疫学的迅速发展，针对不同传染病及非传染病的亚单位疫苗、重组疫苗、核酸疫苗等新型疫苗不断问世。狂犬疫苗让人类不再担心100%致死的狂犬病。古埃及时就作祟人间的小儿麻痹症，因疫苗的出现正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消失。有研究显示，通过疫苗接种，全球每年死亡人数减少300万例，平均每分钟就有约5人因接种疫苗被挽救了性命。

“可喜的是，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武器来对付病毒。”刘焕龙说，药物化学等学科的发展，让抗病毒药物走上了历史舞台。自上世纪60年代第一种抗病毒药物碘苷得到批准，截至2016年已有约90种、共13类抗病毒药物被正式批准。

“抗病毒药物主要分为六类：穿入和脱壳抑制剂、DNA多聚酶抑制剂、逆转录酶抑制剂、蛋白质抑制剂、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和广谱抗病毒药。”刘焕龙介绍，不同的抗病毒药物可以在病毒“入侵”的不同阶段对其进行狙击，干扰病毒的吸附、复制、释放。

“拿多年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帮忙的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奥司他韦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通过抑制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活性，从而抑制病毒从被感染的细胞中释放，减少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在人体内的进一步传播，达到缓解流感症状、缩短流感病程的目的。”刘焕龙说。

与病毒赛跑

多种抗击病毒的“武器”出现，让一种乐观的情绪笼罩在当时科学家心头。甚至有声音预测：足够的食物加之微生物控制方面的科学突破，显微镜下地球上的所有灾星都将被灭除。

直到埃博拉病毒的出现，才捅破人们幻想的泡沫。研究者发现，这是一种和已出现的马尔堡病毒亲缘关系较近的新病毒。除了隔离，别无他法。

“这正是病毒最可怕的地方，它们的进化速度是人类的4000万倍。”专家说，它们结构简单，基因组复制时缺少严格的校对机制，常出现差错，发生变异。某些病毒还可能发生重组，即当宿主同时感染多种病毒，病毒间可能交换基因，产生全新的病毒。

“病毒种类太多了，共性少，变异快，很难找到广谱的抗病毒药物。”刘焕龙说，病毒快速繁衍，不停地发生突变，刚研发出药物，病毒又突变了。病毒彼此之间的侵染机制和复制机制都差异极大。一种抗病毒药物的思路往往很难推广到其他种类病毒的研究中。这也导致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药物的适用面也很窄。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巨大的威胁，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科学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还在不断变异，以克服不同人群的免疫系统抗性。因此，国内外研究团队纷纷提速科研与病毒赛跑，加紧测试不同的临床治疗药物与方案。

“很多药物在体外实验中有效果，不一定说明在人体中有效，必须通过临床试验验证。”专家表示，即便药物在个例临床观察中显示出效果，也并不代表该药在严密临床研究下能被证明有效，可能还会有毒副作用。

药物研发要遵守科学程序。面对突发疫情，研发新药常是“远水难救近火”，“老药新用”成为更实际的操作。

前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团队，公布了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最新研究成果。李兰娟表示，根据初步测试，在体外细胞实验中显示，阿比多尔和达芦那韦能两种药物，一定程度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以及病毒复制。

“可是所有的抗病毒药物在对抗病毒的时候，只不过是阻止了病毒的进一步复制和扩增，并不能有效地消灭病毒。”刘焕龙说，要想把这些病毒消灭掉，还是要靠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疫苗的研发就显得非常迫切，因为疫苗可以把病毒的样貌介绍给免疫系统认识，让免疫系统识别出这个病毒后，自动产生特异性抗体。

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团队、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祥喜团队、浙江省疾控中心张严峻团队、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等多家单位合作，发表了首个公开报道的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免疫后的恒河猴肺部组织病理变化显著减小，病毒载量也显著下降。高剂量组的恒河猴感染后的第7天，咽喉、肛门和肺部都未检测到病毒，也没有观察到抗体依赖的增强现象。这意味着，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迈出了重要一步。

“无论是抗病毒药物还是疫苗的研发，每一场与病毒的‘战争’中，都促使着医学工作者、科学家乃至管理者更新手中的‘武器’。”刘焕龙表示，像抗菌药、激素等辅助治疗，其实都是帮助身体更好地对抗病毒，但战胜病毒更为关键的因素，仍旧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免疫系统的强健程度，以及我们是否有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应对突发疫情的正确态度，这才是我们战胜病毒的最终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