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抗战

在太行山区，上世纪曾流行一句话：“三天不吃糠，心里没主张”，道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下之脊”太行山，成为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而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太行山，愈发贫瘠而落后，艰苦到了生长不出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她的子民，更无法满足抗日将士征战的需要。

从1940年秋冬开始，根据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旱灾、水灾、虫灾、雹灾。“几乎所有的树叶以及其他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有的拿儿女换米吃，有的妇女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1942年至1943年，日寇推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和经济封锁，使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处于空前困难时期。
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和日军的猖狂进攻下，一群20岁上下的八路军将士，吃野菜，嚼树叶，辗转千里，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革命先辈和烈士们，用“舌尖上的抗战”，为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刘伯承“吃砖头”

百团大战即将结束，一二九师司令部进驻赤岸。由于战事不断，天灾频仍，根据地军需民用物品极度紧缺，部队和群众的吃饭问题遇到严重困难。不仅田地严重歉收，而且吃水也成为巨大难题。

涉县云平乡、关防沟等地，要往返三四十里，以至五六十里到清漳河驮水、担水。但条件越是艰苦，刘伯承越是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和干部战士同吃一个灶。经常吃的是黑豆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馍。由于又黑又硬，刘伯承风趣地称作“吃砖头”。八路军总部首长来到一二九师师部，有时碰巧了，加一道炒粉条的菜，就算美餐了。

抗战进入到最艰苦时期，参谋长李达担心年过半百的师长会把身体拖垮，劝道：“你是一师之长，你要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你应该吃好点儿，加强点营养吧，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刘伯承笑着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吃过洋面包的刘伯承感慨地说：“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还加上补药。回到上海，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后来到了苏区，哪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刺节菜，就满不错嘛。我们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

在孤悬华北、四战之地的晋冀鲁豫边区，刘伯承领导根据地军民克服无后方作战的不利条件，从山地到平原，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辉煌战果的背后，是一二九师将士一天天“吃砖头”取得的。

1938年2月至3月，连续发起三次战斗，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响堂铺伏击战是“三战三捷”的第三捷，创造了华北抗战之最。现场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称赞八路军的游击战打得好。之后，刘伯承作出“人山”指示，提出游击集团思想。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又创造性提出“敌进我进”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我们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只有退到太行山上去吃石头了。一二九师组织起1000多支武工队，深入敌战区，发动游击战，彻底打破了日军围剿根据地的计划。

为了表彰刘伯承的功绩，更为了鼓舞军民的斗志，中央破例批准为刘伯承举行50大寿庆祝活动。刘伯承不愿突出个人，也不同意浪费粮食，但中央的决定必须执行。

祝寿大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刘伯承的优点后，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尤其强调“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刘伯承走上讲台，向大家深深致谢之后说：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邓小平“吃苦”

毛毛撰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时，问父亲：“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轻轻笑了一下：

“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繁重的斗争任务面前，邓小平日夜辛劳，耗尽心血。而在生活上，又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搞一点特殊化。每天坚持按定量供应吃饭，坚决不答应为他增加营养的要求。有几次生病，炊事员提出为邓小平另做一碗汤面条，被严词拒绝。

邓小平的大女儿出生在赤岸，不久即送到了老乡家里寄养。从1941年起，太行根据地连年干旱，粮食不够吃，群众只好将榆树上的榆钱子捋下来吃。邓小平的警卫员考虑到卓琳大姐正怀着小孩，营养不足，也想弄些榆钱子给大姐补充。于是，爬上老乡家的榆树，捋了几把榆钱子。

邓小平回来，看到准备做饭用的榆钱子，就问从哪儿弄来的？警卫员如实作了汇报。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训导：“咱们困难，老百姓比咱更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想着老百姓。不然的话，咱还叫啥子弟兵呢？赶快给老乡送回去！”警卫员只好退还了榆钱子，还说了好多赔礼的话。

邓小平要用长期的“吃苦”思想，换来抗战的有利局面。粮食是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他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讲道：“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穿着军服的子弟兵同群众一块在山上劳作。

为了激发指战员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制定了“奖勤罚懒”的制度，奖金数额最高达到200元到300元。邓小平在全区生产动员大会上强调：“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我们不帮助群众搞生产，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我们就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的地步。”“可能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支持制定“滕杨方案”，发展金融业，保护私人企业，引进外来资本家开办实业，出台了一系列革命性的举措。从1943年起，许多部队做到全年蔬菜和三个月粮食自给，食用油盐、肉类、日常办公、杂支等费用大部分由生产所得解决。大生产运动的热潮，推行到整个华北解放区。

左权“吃草”

“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这是1937年冬，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于太行山上转战之余，写给13年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的信。

在民族危难、山河破碎之际，左权抱定的唯一信念是舍我一身，救国救民。走过漫漫长征路的他，曾经过草地、爬雪山，草根果腹、皮带充饥，如今面对日寇的残暴，唯愿和抗日将士们再吃一遍以草为食的革命苦楚，以换取独立自强的新中国。

左权祖籍湖南，来到太行抗日前线，尤为喜爱秋日太行山上，满山红遍的柿子树。在他眼里，瑟瑟寒风中，柿子带给人们的是胜利的希望。柿子，自古是太行山区的珍贵特产，是群众过冬的主要食物之一。

1941年秋末，左权率领部队前往黄崖洞执行任务。虽然大家饿着肚子，但个个精神饱满。老乡们看到部队过来，便摘下柿子往他们手中塞。行进中的队伍，没有一人停下来。忽然，一个又大又黄的柿子滚落在草丛里。队尾的小战士周海山把柿子捡起来，悄悄装进了口袋。部队翻过山头后，短暂休息待命。周海山把柿子放在文件包上，转身就走。左权发现后，叫住周海山，问：“哪来的柿子？”周海山恳求说：“首长，你不是喜欢太行山的柿子吗？就尝尝鲜，压压饥吧。”左权站语重心长地说：“眼下正是抗战的艰苦时期，老百姓把粮食支援了部队，而自己却要吃粗糠和柿子过冬。多好的群众啊。”“我们部队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捡来的柿子你看应该怎么处理？”小海山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拿起柿子，转身向来路跑去。

左权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毛泽东称赞他是“神枪手”，是“两杆子”都硬的将才。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左权，没有一日离开过前线，协助朱德、彭德怀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最后血洒太行山。

1942年5月25日，数万日军将八路军前方总部和许多老乡共计1万余人，包围在涉县南艾铺一带。激战过程中，左权有几次脱险的机会。以他的职务完全可以先行撤离，但他坚持留下来，主动担负起掩护总部撤退的任务。

彭老总突围出去之后，他拒绝了警卫连长的再三劝解，坚持组织最后的突围。当时左权已经冲上了十字岭，翻过山梁就是安全地带，他却毅然决然地坚守阵地，一面组织寻找机要人员，一面指挥大家躲避轰炸。当第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响后，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左权，此时只要卧倒，就可以避免弹片击中头部。他只顾着指挥机要人员隐蔽，而把个人的安危抛在了脑后。当第二颗炮弹落下时，左权的身影消失在了山垭口。37岁的左权，用生命践行了“吃草”的精神。他是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战士们“吃两顿饭”

抗战期间，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艰苦生活，始终伴随着八路军将士。1938年12月1日，八路军总部下发通知：“各部于本日起改食两餐。”百团大战进入最激烈阶段，“有的部队在二十几个昼夜的战斗中，很少吃到一顿饱饭，没有睡过一宿足觉，有时一天只喝两次南瓜汤。有的战士一连负伤两次，仍然不下火线，有的民兵只背了两个南瓜，就跑来参战。”

1942年，新华日报社干部职工“一天吃两顿饭，每顿饭一个窝窝头……”战士们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还要坚持连续作战。大灾面前，部队首先想到的是群众，每日口粮一减再减。

1942年8月1日，一二九师下达《关于为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从八月十五日起，即实行减发粮食。第一期:八至十月，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五两，县区游击队一斤三两，后方机关一斤二两。第二期:十一月至明年三月，战斗兵团每人每日发一斤三两，县区基干游击队一斤一两，后方机关一斤。第三期:明年四月到麦收，战斗兵团每日发一斤，县区基干游击队十五两，后方机关十三两。”

司令部“军人大会”决议：自8月1日起，每人每日再节约小米三两，菜金全部节约，完全由自己种菜解决。秋季粮食供给发生更大困难后，部队普遍以野菜代粮，整天喝野菜粥。由于“吃两顿饭”，整个部队长期处于半饥状态，但军纪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

自1940年起，根据地逐步推行生产自救、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整风运动等一系列举措。1943年温村会议，推动根据地步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

刘伯承种南瓜，邓小平种白菜，一条手臂的蔡树藩带领政治部同志助耕劳动。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敌人来了就打，打退敌人就生产”。战士们和群众总结出80多种野生植物和各自不同的吃法；运用围歼的办法扑灭蝗虫。

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太行区党委机关紧缩一切开支，开凿漳南大渠。边区政府拨出160余万元（冀钞）以工代赈。35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田，每年增产粮食70万斤。群众称之为“救命渠”。

1943年修建漳南大渠工程现场

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有力支持了持久抗战。一二九师没有被天灾饿死、被日军困死，反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从东渡黄河时的9000多人，发展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

邓小平在太行首届群英会上指出：“太行山是这样穷的地方，不断受日寇奸烧杀的摧残，奸细和国民党特务从内部的破坏，还连续遭到几年灾荒的袭击。可是，我们克服了多种困难，养活了这许多军队。……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这群食不裹腹的将士，用血肉之躯和顽强斗志，战峰岭，跃平原，发起大小战役战斗3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创建了全国最大抗日根据地。

（来源：精彩新涉县 作者张献伟）